傍晚，蒙古国媳妇苏日玛和张贵林在租住的平房门外合影，这辆摩托车是这个家庭最值钱的物件。

　　
　　二连浩特国际火车站，琪琪格一家坐上二连浩特至乌兰巴托的国际列车回乡探亲

　　二连浩特，蒙古国妻子琪琪格和9岁的儿子清贡，搭在一家之主—贺希格的双臂上。这个异国婚姻的三口之家，生活幸福。
　　从地域上讲，苏日玛、图雅、琪琪格从蒙古国嫁到中国内蒙古，不过是从草原北边搬到南边。
　　但在她们身上，映射出两个国度女人思想观念、思维模式、生活上的极大不同。
　　蒙古国的女人们自立，在家乡务工赚钱，她们多是一个家庭的支柱；对于婚姻，她们更独立，不觉得离婚算是什么严重的打击，自己带几个孩子也没问题；她们直来直去，会惊讶于中国食客你争我抢的埋单方式。
　　在中国，来自蒙古国的妻子们需要丈夫同意才肯接受访谈，需要花很长时间理解中国式的精明和迂回，需要在十字绣、电话里打发语言不通的孤寂时光。
　　男孩最早三岁才能剃胎头、儿时通常光着身子“凉养”，蒙古国此类民俗，与中国的风俗产生碰撞，蒙古妻子们坚持着、也妥协着；中国丈夫们接受着，也被改变着。
　　来中国第一年，蒙古国女人苏日玛干着和在家乡一样的苦力活：搬砖、拉沙土。
　　一天，张贵林接妻子吃午饭，见许多中国男工都躲起来乘凉喝水，老实的苏日玛还在顶着日头搬砖—没人示意她该午休了。
　　内蒙古二连浩特，这个蒙语译为“海市蜃楼之城”的地方，中蒙两国民众的交流日益频繁，“赛白诺”（你好）、“何地交斯”（多少钱）、“白依日太”（再见）是人人都会的交际语言，越来越多的蒙古女子成为中国媳妇。
　　如同苏日玛，嫁到中国的琪琪格、图雅也看中了中国老公的踏实与传统。而张贵林、贺希格和张学兵，则对蒙古媳妇的能干与自立感到知足。
　　堪比汉子的蒙古女人
　　苏日玛在工地上搬砖头、运沙土，这个身高不到1米6的女人，单手能拉一小推车砂石，力气大得让男人们侧目
　　中国内蒙古二连浩特的最北端，是国门。
　　国门高墙上，透过高倍望远镜，能清楚看见一座锥形塔尖，那是蒙古国小镇扎门乌德的标志，那里是苏日玛的故乡。
　　现在，苏日玛生活在二连浩特，从异国之门到家乡的距离不过8公里。坐火车只是10分钟，掠过草原的空旷。
　　“扎门乌德？不回去！”苏日玛扭过头，不讲原因。
　　她现在更习惯中国的生活：当二连浩特的天空被落日染成红色，她会插上电炒锅，一会儿，土豆焖面就冒出热气。
　　张贵林一回家就有热乎饭吃，他很享受这样的生活。
　　做丈夫的知道妻子不愿回家的原因：在蒙古国挣钱不易。
　　在扎门乌德，干一样的活，张贵林每月能赚60万蒙古图（当时约合人民币3000元），苏日玛每月只有20万，“在蒙古一袋白面就100多人民币，比在中国贵一倍多。”
　　苏日玛在建筑工地上搬砖头、运沙土，这个身高不到1米6、手脚粗壮的女人，单手能拉一小推车的砂石，力气大得让男人们侧目。
　　那时，张贵林在工地上开搅拌机，苏日玛往机斗里倒沙土时，满天水泥灰，日头下，汗液把灰土粘在身上，俨然一个泥人，“这女人咋比我还能吃苦？”
　　他后来知道，苏日玛原本和丈夫开商店，2003年丈夫出车祸去世，她打苦工养活年幼的儿子。
　　“能吃苦，肯定会过日子。”他对这个异国女人动了心，给她带饭，帮她搬砖，两人有了感情，张贵林住进苏日玛的家。
　　3年前，夫妻俩回二连浩特安了家。虽说是家，不过是间15平米大的出租房，被饭桌、床、冰箱、电视挤得没剩下多少空间。
　　但张贵林仍然觉得“捡着了”，苏日玛不光有股子力气，手还巧，饺子、烩菜，中国的饭菜都会做。
　　房东王金禄佩服这“厉害”的蒙古媳妇：苏日玛做内蒙古特色的莜面窝窝，“能搓出两层，一层摞着一层，我老婆都不会。”
　　一篇德国的报道显示，根据调查，在蒙古国，每年60%—80%的大学毕业生是女性。女性是家庭主要的经济支柱，和丈夫相比她们工作更好，收入更高。
　　这与蒙古的国情有关，2008年，全国290万人口中女性占51%，女多男少的现象罕见于东亚，随之而来的，是女性比较难嫁。
　　但苏日玛不是没有选择的余地，认准张贵林，是因为安全感。
　　“很多蒙古女不结婚”
　　蒙语翻译李霞说，在蒙古国，不结婚的女人在娘家生孩子很普遍，没人嚼舌头
　　在扎门乌德打工时，工地上有3个男人对她有意思，说起这些，苏日玛低下头。
　　“但张贵林最好，他没结过婚，没孩子，对我好。”苏日玛说，她最喜欢丈夫“下班就回家”，让人安心。
　　而苏日玛眼里，“很多蒙古男人都不怎么顾家。”
　　一篇2005年的媒体报道显示，在蒙古的城市，妇女除了同男人一样上班工作外，还要料理家务、抚养子女、照顾丈夫，很多蒙古男人不管家务，事事要女人照顾。
　　这也造就了蒙古国女人独立的婚姻观和自立的生活。
　　“很多女人选择不结婚，就是希望少养个男人。”蒙语翻译李霞（化名）曾在乌兰巴托为朋友管理梳绒厂，“很多女工没结婚就有两三个孩子，但孩子的父亲可能不是同一人。”李霞说，在蒙古国，不结婚的女人在娘家生孩子很普遍，没人嚼舌头。
　　苏日玛对婚姻的经济基础看得很淡，订婚之日，张贵林给了她2000块钱置办嫁妆，算是彩礼钱。而在中国，女方“彩礼3万，在包头买房”的相亲要求，一度让38岁还漂泊打工的张贵林动了终身不娶的念头。
　　如同苏日玛，蒙古女人琪琪格也不在乎中国“数万彩礼、男方有房”的“标配”条件。今年是她与贺希格生活的第10个年头，夫妻俩才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。
　　13年前初见贺希格时，琪琪格还是蒙古文化艺术大学的大二学生。那时，当过英语老师的贺希格去她的学校游览，当堂和琪琪格的英文老师用英语辩论，这让她十分佩服，两人恋爱了。
　　她更在意男人踏实、有才华，贺希格对婚姻生活的负责态度，让她有安全感。
　　“在蒙古，夫妻感情不再，离婚对女人也算不上太大的打击，独自养几个孩子都没问题，但哪个女人不希望过稳定的生活呢？”琪琪格说。
　　贺希格想给琪琪格稳定的生活，带琪琪格回中国之前，他觉得妻子很快适应新环境，他是蒙古族，和妻子语言相通，两人都是大学毕业，可后来他才发现，异国间的种种不同，在生活里碰撞。
　　领悟“中国式迂回”
　　这些年，琪琪格对中国食客“埋单如打架”的场景已不再惊讶，“他们可能都不想付钱。”
　　首先是饮食。蒙古国和中国内蒙古的饮食习惯有很大不同。
　　蒙古的饮食，除了传统的焖面和包子，更偏西方，喝咖啡，吃甜点，用刀叉。刚开始摆弄筷子时，琪琪格又笑，又皱眉头。
　　琪琪格不吃炒菜，“带她吃宫保鸡丁，回家就吐了。吃内蒙古的火锅，她也吐。”贺希格说，如果是糕点、面包和火腿，妻子一日三餐不换样都愿意。媳妇的拿手厨艺是蒸包子，“可我吃不惯，肉太多，油太大。”
　　为解决饮食上的差异，贺希格和妻子决定轮流做饭。
　　比起饮食，更让琪琪格不能理解的，是丈夫和一些中国人处事的方式。
　　初来中国，贺希格在购物上的“大手大脚”、挑三拣四，总让琪琪格发火，“明明东西都一样，他偏要买贵的。”
　　贺希格不断解释，卖50块的名牌衬衫是假的，羊肉串可能不是羊肉，专卖店更让人放心。琪琪格说，在中国生活10年了，她仍分辨不出东西的真假，为减少争吵，购物成了丈夫的专利，家里吃的肉都要从乌兰巴托带。
　　开蒙货商店的琪琪格觉得中国人喜欢迂回。“比如买东西爱讲价，一包糖我报实价，卖15元，很多中国顾客讲价，我不同意，人家不买账；别家叫价20元，降价5元卖了，这不是一样吗？”
　　贺希格劝她把价格先升后降，琪琪格使劲摆手，“15元就是15元。”
　　琪琪格也不懂中国人的“餐桌文化”。一次在餐馆，柜台前的吵嚷声让琪琪格扭头：几个男人拿着钱包互相推搡，丈夫告诉她，几个人抢着付钱呢。这让她吃惊，“付账还有抢的？如果谁也没说请客，AA制不就好了？”
　　这些年，琪琪格对“埋单如打架”的场景已不再惊讶，“他们可能都不想付钱。”对于妻子的领悟，贺希格笑着竖起大拇指。
　　图雅也对“中国式精明”体会颇深，每次，当有陌生人给儿子阿德勒零食时，如果孩子拿了，会受到爸爸张学兵的训斥，“在蒙古这很正常，孩子喜欢就可以吃。”
　　朋友解释，一是不想让孩子养成吃零食嘴馋的习惯，二是不想随便接受别人恩惠，另外这可能被坏人利用，用零食把孩子拐走。看着在广场上奔跑的阿德勒，图雅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
　　民俗的守与弃
　　按照张学兵老家集宁的习俗，孩子过了满月，就要剃胎头，但图雅不同意，“在蒙古国，男孩通常到三岁才能剃头。”
　　阿德勒的蒙古名字是舅舅取的，意为“王”、“英雄”，希望孩子能成为像成吉思汗一样的英雄。
　　张学兵给儿子取了汉语名字—张宏宇，“希望他的志向像宇宙一样宏大高远。”
　　在餐厅通往卧室的楼梯上，2岁的阿德勒爬上爬下，黄黄细细的头发贴在脸上，后脑的发丝长过耳垂，那还是胎毛。
　　按照张学兵老家集宁的习俗，孩子过了满月就要剃胎头，但图雅不同意，“在蒙古，男孩通常到三岁才能剃头。”
　　图雅解释，按照风俗，男孩长到三、五这些奇数岁数时，会选吉日由长者剃发，“第一次剃发叫"乌日波"仪式，祝福他成为男子汉。”
　　几次争辩，张学兵最终尊重蒙古的习俗，下个月，阿德勒就满3岁了，图雅将会带儿子回乌兰巴托举行“乌日波”，请德高的喇嘛给孩子剃头。
　　但图雅有时不得不对习俗做一些妥协。不久前，阿德勒向她抗议，“我要穿上裤子，门外的小朋友笑话我光着屁股。”
　　蒙古高寒，大人有意锻炼孩子的耐寒和免疫，“凉养孩子”，阿德勒在家时，妈妈图雅总是让他光着身子玩耍，“在蒙古国老家，外面下雨孩子都光着身。”
　　但为了儿子的“尊严”，图雅还是给阿德勒穿了条奥特曼的短裤。
　　异国婚姻里的父亲也在被异化。
　　最近，9岁的清贡还没有学上，父亲贺希格很着急。
　　起因是一年前，在二连浩特读蒙汉双语学校的清贡被老师批评，还请了家长，“老师说，清贡上课时会脱离座位，跑到黑板上抢着写习题的答案。”
　　这样的批评让贺希格恼火，老师应该引导孩子的行为，而不是用批评来打压孩子的积极性。
　　去蒙古学校考察过的贺希格说，在蒙古，教育是开放式的，课堂是讨论的场所，作业看中思考的过程。
　　一怒之下，贺希格让儿子退学，“我会找到一所愿意接收儿子的学校。”读完义务教育后，他希望把孩子送回蒙古读中学和大学。
　　关于儿子的教育，图雅倒是学会了“中西合璧”，“要吸收中国和蒙古文化的优点。”图雅说，阿德勒三岁时，她想送阿德勒上汉语幼儿园，让儿子学汉语，“这样和小朋友在一起才不会孤单。”
　　想念家乡的奶茶
　　图雅很想念在蒙古国打篮球的时光，身高1米75的她总是众人目光的焦点，可在二连浩特，她找不到场地，找不到玩伴
　　来中国两年，图雅说不出一句完整的汉语，也没找工作，整天呆在家里。
　　她曾下决心学汉语，买了CD光盘和配套的交际语用书，但她用蒙语写的注音，字迹只停留在第5页。“汉语太难了。”
　　图雅很想念在蒙古国乌兰巴托，和朋友们在运动场打篮球的时光，那时，身高1米75的她总是众人目光的焦点，可在二连浩特，她找不到场地，更找不到玩伴。
　　她开始想念妈妈做的奶茶，自己也曾试着熬煮，“但总是感觉做不出家乡那种香浓的味道。”
　　每天，她都会给720公里之外的父母打电话，每次都超过半个小时。“要和爸爸妈妈、哥哥姐姐都说上话才挂断。”
　　现在，她的生活以阿德勒为中心，她最怕儿子孤单，“孩子快来，妈妈陪你玩耍，爸爸给你买了玩具……”白天，图雅总是抱着儿子，面对窗外一片低矮的平房，一遍遍地哼唱这首音调和歌词简单的蒙语儿歌。
　　相比图雅，苏日玛显得更淡定和习惯，虽然也只能说出“吃、睡觉”之类的汉语单词，但她可以选择不说话。
　　她拉得了砂石车，拿得起绣花针。
　　独自坐在矮床边穿针引线，一整天，她的手不断在空中扬起放下，绣布上会出现一朵红色的牡丹花。如今，十字绣是她打发时光的工具。偶尔会有声音打破安静，苏日玛会打开电视，蒙语台，歌舞节目的声音放得老大。
　　现在，她可以在家里，靠十字绣赚些钱，一幅《八骏图》，苏日玛20天绣完，工费是1000元。
　　苏日玛和图雅都没有攒钱的习惯，赚了钱，很快就会花光，买衣服、家具和电器。
　　开蒙货店的琪琪格算是三个女人中孤独感最少的，也是说话最多的。但她偶尔会耽误生意—顾客如果是蒙古国的老乡，她会拉着人家聊一下午。
　　今年，琪琪格和丈夫靠边贸生意赚了钱，家里有了圆角的家具、包金边的沙发、欧式的装修，唯一缺憾是没有一张像样的全家福，一家人到海南游玩，仅有两张有丈夫的身影，“贺希格总不爱拍照。”
　　这个蒙古族汉子依旧觉得亏欠妻子—“我还没有给他们更好的生活，没脸站在一家之主的位置。”在妻儿再三要求下，贺希格背对镜头，张开双臂，琪琪格笑着趴在丈夫的左臂，右臂是他们9岁儿子清贡胖嘟嘟的脸。